1952年，我国实施了军政干部等级评定制度，军队系统开展军衔评定工作，地方系统则进行行政级别划分。尽管这两个体系相互独立，但其等级设置存在明确的对应关系。例如，大将军衔与军委委员级行政级别相当，均属于第4级；正兵团级军官对应行政5级，副兵团级对应行政6级；准兵团级则与行政7级相匹配。这种并行的等级制度确保了军政系统间的协调统一。
军队干部等级评定与行政级别划分主要参考个人在新中国成立前担任的职务、作战表现及功绩贡献等因素。
任质斌在抗日战争阶段曾担任豫鄂边区党委书记代理职务，同时兼任新四军第五师代理政委。进入解放战争前期，他出任中原军区副政委职务。随着战事发展，他在解放战争中后期转向地方行政工作。1952年国家进行行政级别评定时，他被确定为第七级，这一级别相当于准兵团级标准。
任质斌于1932年投身革命事业，凭借其学生背景带来的文化素养，在苏区主要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曾先后担任《红色中华》报社的秘书长和社长职务。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之际，该同志被延安方面调派至豫鄂边区任职，最初担任边区党委副书记。1940年时任书记朱理治奉命返回延安，他便开始代理书记职务，同时兼任挺进纵队代理政委，全面负责边区的党政军事务。1941年部队整编为第5师时，虽然其正式职务调整为政治部主任，但由于朱理治始终未归，他仍然继续履行着代理政委的职责。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组建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开始运作，他被任命为中原局委员并担任第二纵队政治委员。1946年晋升为军区副政治委员后，在中原突围行动中，李先念和他成为军区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其他干部因健康原因暂时休养。尽管他本人身体状况同样欠佳，但仍然坚持履行工作职责。
1947年部队撤离鄂豫陕地区转至晋城时，他承担了整编任务。在部队改编为第12纵队后，他并未随军南下，选择留在当地休养。1948年他调往山东任职，从此脱离部队系统，转为机关工作。这种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使他免于频繁调动，身体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对健康恢复大有裨益。
倘若当初他选择随军南下，加入刘邓指挥的新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体系，其职务等级很可能会有所提升。参照其搭档李司令的情况，随军南下后即被任命为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即便任质斌未能在中原军区获得副职，也完全有可能在中原局谋得重要职位。当时正值干部资源最为匮乏的特殊时期。
在华东地区任职期间，他最初担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职务，随后被临时调任宣传部代理部长，之后又改任淄博矿区特委书记。1952年，其工作地点发生变动，开始负责青岛市委工作。同年，在军队和地方系统开展的评级定级工作中，他获得了行政7级的评定结果。
1965年之前，地方行政体系与军队的级别划分存在差异，前者采用行政级别，后者则使用军级制度。按照当时的等级对应关系，大将对应行政4级，正兵团级上将属于5级，少数副兵团级将领也被划入5级，而准兵团级军官则分布在6级和7级。就他个人而言，其级别在军队系统中相当于准兵团级。
就资历而言，该级别确实具有一定分量，但若参照其在抗日战争期间及战后初期所任职务，则显得相对普通。待到解放战争进入中后期阶段，其工作调动完全遵循组织安排，根据实际需求被派遣至不同地区任职。
经过工作调动，他前往山东分局出任秘书长一职，随后晋升为分局副书记，配合向明开展各项工作。之后曾短暂下派至基层任职。1956年，他被任命为省政府秘书长，职业生涯经历多次职务变动。总体而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他主要担任副部级领导岗位。